这一回，3G标准将会在移动通信产业带来巨大的变化：众所周知，通信产业是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是重要的高科技领域，涉及巨大经济利益、科技利益和信息安全利益；而移动通信则是通信产业重中之重，2005年全球设备市场大概有3000亿美金的市场份额。其中移动通信设备占据大约61%的市场份额；而且数年以来移动通信一直是设备采购增长快的领域，全球增长速度超过两位数，是其他通信设备增长速度的两倍一样，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4倍以上。
毫无疑问，标准，是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标准的重要性在于，一旦标准成形，它对后来者会形成技术壁垒；同时会塑造产业体系内部不同产业环节的特权；当然，也会激化同一标准内部的相同产业链条参与者之间的竞争。
在3G标准引发的全球“战国”博弈中，除了市场上产业链条所涉及到各个虎视眈眈的利益方外，政府的作用也尤其突出。要知道，在第三代移动通信全球标准中，中国的3G标准TD-SCDMA也三分天下有其一。如何在全球化竞争的格局下，使用各种策略扶持自身的标准，夺取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培养自身通信产业的竞争力，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严重挑战。
这场围绕3G的“战国博弈”，涉及到了厂商、顾客、政府、行业协会、国际组织、联盟组织… 故事由来已久。
三个3G标准的博弈格局
代移动通信和第二代移动通信都让标准的设定者获取到了巨大的产业利益。在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标准上，利益各方毫不相让，甚至让国际电联协调3G标准的企图失败。
目前被国际电联承认的三大标准中，WCDMA标准由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提出，基于现有GSM网络，融合了日本提出的宽带CDMA技术方案，支持者主要是以GSM系统为主的欧洲厂商和日本公司。CDMA2000标准由美国电信协会(TIA)提出，获得美国和韩国为主制造商和运营的支持。TD-SCDMA标准由中国电信技术研究院提出，主要是西门子公司和中国大唐集团开发。
欧美的3G标准博弈
美国和欧洲的标准之争是以两次官司和一次贸易冲突为分界点。尽管美国高通公司CDMA标准抢占了3G移动通信的先机，西欧毫不妥协，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选择了与CDMA2000略有不同的WCDMA标准，WCDMA标准兼容GSM和PDC，但是不与IS-95 后向兼容。于是爆发了次官司：高通公司认为ETSI的WCDMA标准包含自己的核心专利。而爱立信认为ETSI的WCDMA标准没有侵犯高通的专利，相反高通公司的IS-95侵犯了爱立信的专利。两者的诉讼震惊了整个移动通信运营业，WCDMA答应与IS-95兼容，高通公司同意授权给WCDMA标准，爱立信购买高通公司的系统设备部门。
知识产权纠纷刚结束，牌照、频谱带来的冲突又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展开。1998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贸易代表Barshefsky、商务部长Daley和FCC主席Kennard等联名写信给欧盟，表示对欧盟关于3G标准立场的担心，公开指责欧洲的政策无助于目前复杂的3G标准化状况的解决，指出多个不兼容的3G标准会引发欧美贸易战。而欧盟电信专员Bangemann等予以反驳，扬言目前3G标准化的工作是由3GPP来完成，ITU没有什么权力，ITU给出的仅仅是建议，产业部门可采用或不采用。1999年美贸易代表Barshefsky和商务部长Daley再次联名写信给欧盟，要求欧洲发放3G运营许可证时采用“技术中立”立场，不要排斥cdma2000和美国制造商。2000年欧盟发布贸易和投资壁垒的报告指责美国在1995年不顾WRC-92在1992年的规定，将3G频段分给2G，致使美国3G没有足够频率可用，限制了欧洲厂商进入美国3G市场。
随着WCDMA标准逐步壮大，2005年，诺基亚和爱立信等WCDMA阵营通信巨头向欧盟提起申诉，指控高通利用自己持有的CDMA技术专利限制竞争对手发展，违反了反垄断法。并指控“高通为WCDMA标准基本专利收取的版权费用过高。”高通收取WCDMA的版权费用是当初双方谈定的合同条款，现在WCDMA阵营的跨国巨头组成联盟给高通施加压力，试图重新修改合同条款。这场诉讼表象是利用反垄断法律来破除知识产权垄断；实质是产业形势变迁以后合同签署一方希望重新修改协议内容，这就是知识产权现实主义。
中国和欧洲的3G标准博弈
中国电信设备投资占据全球总投资大约15%；中国是GSM市场，用户超过总用户20%。自中国TD-SCDMA列入3G国际标准之后，争议开始在TD-SCDMA和W-CDMA之间展开。欧洲将中国标准拉拢到ETSI控制之下的3GPP标准组织，先后经历三种态度。
打压和忽略论
尽管国际电联接受了TD-SCDMA提案，中国以外的主流想法不过是希望给中国一些心理满足，根本不相信中国有开发和实施标准的能力；中国之外的媒体、咨询公司和研究机构采取忽略态度，极少关注和报道TD-SCDMA的发展。欧盟的流行观点是中国TD-SCDMA不成熟，中国3G建网不应该采用TD-SCDMA。除了西门子和大唐之外，根本没有跨国厂商真正投入对TD-SCDMA的研发。欧洲运营商还三番五次给中国电信监管者施加压力，要求尽快发出牌照，否则要将市场重心转移到印度。
但是，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西门子将TDD标准变为欧洲标准意图的失败，以及中国政府渴望拥有自己的标准的梦想，三者联手推动TD-SCDMA标准踏上国际标准和商用化的征途。
混合组网论
随着TD-SCDMA研发的逐步成熟，中国政府在保持缄默的同时分配给TD-SCDMA的频谱相对比较宽裕，此举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对中国标准的支持。
欧洲打压不成，只好退而求其次，闹哄哄地提出新的观点：TD-SCDMA属UMTS家族的一部分，应当成为WCDMA技术的补充，而不应该单独组网。TD-SCDMA在3G领域地位上的不停地演变，从另类对手演变为同家族的小弟弟，进而升格成似乎可以平起平坐的亲兄弟。实质是：TD-SCDMA即使在中国市场上也不应当定位在3G主流技术，而只能定位在必须依附其他3G技术才能生存的地位。
理论上，将TD-SCDMA标准捆绑在WCDMA上将会发挥单个标准不能发挥的优势，产生三种效应：
搭便车：一个标准搭上另一个标准“便车”，通过搭便车，一个标准跟随另外一个的标准推广、竞争性标准跟随着垄断平台标准推广。但是欧洲标准搭WCDMA便车进入中国，中国标准TD-SCDMA未必能够搭便车进入欧洲。
独立性：捆绑在一起的标准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消费者为一个标准付费的同时就必须为另外一种标准付费。将不同标准联合起来的捆绑技术如果成为一种技术，拥有者常常拥有额外的谈判力量。捆绑将使得中国标准TD-SCDMA失去独立性，而欧洲标准WCDMA在中国以外丝毫不失去独立性。
排斥第三方：一个标准跟随另一个标准占领市场的同时，挤压与自己竞争的标准的市场空间，但是中国标准能获得多大好处，还是非常可疑。
三分天下论
现在伴随着中国标准的成熟，以及新一届领导人推动自主创新的力度；欧洲厂商开始退而求其次，力保中国移动使用WCDMA标准，保住现有的地位，从而提出WCDMA、CDMA2000、TD-SCDMA可以“在中国”三分天下。
的技术标准战略
3G标准上的博弈故事，将会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必然要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中国人尽管有了自己的标准，但是依然没有超越欧洲人、美国人。虽然我们有巨大的市场，也有相应的研发能力，但是我们制定的标准定位只有在被欧洲人、美国人掌握的国际性标准组织采纳以后才拥有相应的权威。而欧洲和美国在标准博弈中，真正依赖的还是各自掌握的国际性标准组织。
事实上，在各个和技术相关的产业里，关于标准的制定、争夺，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中国要真正崛起于世界，必然要懂得打“标准”战，并且要懂得从国家层面上采用的技术标准策略。
可是，全球化带来的技术标准的“战国”博弈，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的标准战略呢？这至少可以从中国企业、政府、掌握国际标准组织三个方面分析。
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
在现有国际标准体系里，中国企业可以选择的角色有跟随者、参与者、合作者和主导者。实际上，中国企业大多数都是跟随者，被动接受和采用标准。但是，标准跟随者有一个“利润恶化效应”——知识产权授权许可费用平均在5%左右，5%的技术许可费用将导致使用者利润降低37%。
而如果是参与者，则企业可以在贴近客户和控制客户的基础之上对竞争性标准施加影响力；或者在标准基础之上的应用层面加大开发力度，从而赢得部分的产业控制。
如果是合作者，则企业的技术和市场能力都上升到了一定程度，可以参与现有标准体系中的标准制定(比如中兴通讯和华为技术参与国际标准组织的提案)，通过交叉许可获取收益。
如果企业能作为主导者，则意味着他在现有标准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但这至少要求两个10%——销售收入的10%作为研发投入保证的技术能力，研发投入的10%投入基础和未来技术研发，以保证厂商能够站在产业技术和标准设定的前沿。
政府的战略选择
政府的战略，包括政府采购扶持，事实标准，监管政策和对外援助。
政府可以通过采购本土产品，从而扶持本土研发力量的成长。政府还可以施加一定影响力，推动标准在国内市场的应用，因为中国是全球的市场之一，在中国成功的标准很可能能成为全球事实标准。政府还可以通过频谱、牌照、标准等监管政策影响标准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从而创造有利于中国标准的格局。全球市场和中国市场相互影响，中国必须树立全球的眼光，通过对外援助，推动中国本土标准在全球市场的成长；中国不可以用自己宝贵的援助基金扶持国外标准的成长。
掌握国际标准组织
这个战略要能成功实现，必须通过中国政府、行业协会、厂商和专业人士的共同努力。具体来说，有三个策略可以操作：接受招安、组织夺权和另立中央。
“接受招安”：实际就是将中国标准变成国际组织认可的标准，在国际标准组织中谋求“名分”；好处是能够利用国际标准组织的权威推广自己的标准，缺点是难度大、时间长且要做一系列的妥协。
“组织夺权”：中国标准很难变成国际标准的主要原因是国际标准组织的领导人和掌权者全都是美国和欧洲的企业领导、曾经的企业领导、企业内的专业人士等，这些人有意无意歧视中国标准，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受到一系列的或明或暗的阻拦。日本的技术事实上非常强大的，但终究还是比不过欧洲和美国，关键就在于日本没有掌握国际标准组织；而日本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鼓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在新加坡成立亚太分部，然后日本人就可以占据大部分领导职务。同样，中国如果不能培养人才，掌握国际标准组织，中国标准要变成国际标准就会很困难。
“另立中央”：毫无疑问，的战略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标准组织战略。如果中国做的标准要欧洲和美国的国际标准组织承认才行，如何能超越美国和西欧？中国无线局域网标准WAPI要美国人同意才能成为国际标准，这可能顺利吗？如果中国拥有一批国际标准组织，标准战略实施起来显然就会顺畅多了。
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技术、企业做标准。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超企业是做国际标准组织。中国不仅应当积极介入现有国际标准组织，同时应当独创国际标准组织。就像中国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推进地缘政治安全一体化，引导“东亚峰会”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一样，中国应该推动创立新的区域标准组织或者国际标准组织。除非中国能掌握国际标准组织，否则所谓市场一体化只不过是为别人做嫁衣裳。
在做国际标准组织方面，美国人就显得很聪明。国际电信联盟(ITU)虽然名义上是国际性的，但事实上在更大程度上是为欧洲人所控制，于是美国人就搞出了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和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结果，如果分歧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产生，ITU根本就是橡皮图章，做不了什么决定。互联网和无线通信领域许多标准都是IEEE的标准而不是ITU的标准。IEEE在互联网领域有很大势力，囊括了全球该领域几乎所有的专家，有点名气的都给个学会特别成员(IEEE FELLOW)或者学会成员(IEEE MENBER)的名义。
外国人管这些国际组织叫“论坛”，中国人喜欢叫什么“国际组织”，给别人戴高帽，自己吓唬自己。其实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谈判桌，而且永远是桌面上和桌子底下两手交易同时进行。
国际标准组织表面上来说要技术中立、公平和具有全球性，这样才能尽可能地为更多国家和厂商所接受，号称不能在表面上过于显示出国家性或地域性。事实上就像股份公司一样，股份可以非常分散，但只要掌握控股权就可以对公司实施控制，国际标准组织事实上也控制在一些国家手里。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搞出个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和标准并不难，难的获得真正国际领导地位。而国际标准组织的奥秘之一是：一旦你可以确立这个国际标准组织的地位，全世界所有这个领域聪明的人的研究成果全都汇集到这里了，这样的话不用费什么劲就可以永远保持世界领导地位。目前的状况是，中国现在所有聪明的人的研究成果全都被汇集到了IEEE等，而且国人还以在IEEE发表了多少文章为荣。事实上我们这都是在为保持美国的技术做贡献，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永远别指望能使中国公司居于世界领导地位。
美国人和欧洲人总是希望我们成为现有体系的贡献者。但是，越是为这个体系贡献，我们越是为他们做嫁衣裳，越搞得我们自己很被动。还不如在遵循现有通用的规则下，自己创造新的组织体系。如果没有中国的国际标准体系，中国的真正的崛起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拉拢一些国家跟着我们一起玩，印度、东盟可能与中国一起玩；只要中国和印度联合在了一起，就掌握了全世界的事实标准，因为中国和印度必将成为全球的市场，而标准的终决定性因素就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