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抉择。

　　作为三大国际3G标准之一，TD-SCDMA使中国在世界移动通信史上次有了发言权。正如一些媒体所评论的那样，TD-SCDMA已经跨越幼年，它在中国占据一席之地，已经不可逆转。但其对中国走向创新型国家的价值，启示比现实更有价值。

　　透视

　　TD-SCDMA：中国式创新难掩两大悬疑 

　　即将进行的6大运营商联网实验将成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但从未有过商用经历的TD-SCDMA商业进程的重大转折点，在承载了太多的责任、压力和怀疑后，一路艰难的TD-SCDMA终于圆了我国的“标准情结”。

　　2005年年末，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在中国电信工作会上说，TD-SCDMA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涉及这一标准的核心技术、产业链都已形成。在中国的3G布局中，TD-SCDMA要占有一席之地，可能会由有实力的运营商来运营。

　　奚的讲话仿佛给了TD-SCDMA一剂强心针。但政府强力扶持的姿态并不能掩盖TD-SCDMA仍待解决的两大悬疑：市场是否认可以及外围专利谈判能否功德圆满。

　　技术可行性不是创新全部

　　邮电大学学者阚凯力认为，虽然从技术上讲TD-SCDMA完全具有单独组网的能力，但技术上的可行性不等于经济上、市场上的可行性。TD-SCDMA不如其他两种标准（欧洲的WCDMA、北美的CDMA2000）成熟，不像他们一样有了商用网或试商用网，经营风险比较大，大规模的推广是否会带来严重亏损的隐患？

　　也许正是因此，运营商对TD-SCDMA的踌躇与暧昧也就可以理解。但TD-SCDMA毕竟是中国电信史上，甚至是中国近百年来提出的一个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重大标准。国家领导也曾提到过，我国在发放3G牌照的时候，会充分尊重运营商的选择，采取中立或者公平的原则。然而业内人士认为，这并不排斥我国政府会采用相关优惠政策对TD-SCDMA做相应的引导和扶持。比如频率、号码资源的分配，会先于其他两个标准运营。

　　虽然国家主管部门至今未宣布到底谁来建什么网，但来自大多数专家的判断倾向于：这种非强制性的引导式优惠政策对急于上3G的固网运营商有一定吸引力。

　　专利谈判能否功德圆满

　　专利谈判上的较量才是TD-SCDMA能否功德圆满的关键。据专家介绍，3G专利大致可分为核心专利、基本专利和外围专利，在如何认定三者之间的界限和按照什么标准收取专利费上，通信巨头们一直吵闹不断甚至不惜对簿公堂。

　　爱立信、诺基亚等专利数量庞大的企业希望按专利数来收取专利费，高通因为手握核心的CDMA专利（三大标准事实上都是在CDMA技术上产生的），则主张按照专利的重要性进行分配，也就是说，高通认为拥有核心专利者应分得主要收入。近两年，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又达成协议，约定以专利数控制WCDMA专利费用，力争把WCDMA专利费率控制在5%以内，以此对抗高通，但似乎没对高通造成什么实质性打击，虽然按照专利的重要性分配专利费基本上只有参考意义而无法实际操作。

　　根据测算，目前3G专利总数已达数万项，但大唐在TD-SCDMA中并不占有专利优势，据说只占基本专利的7.3%左右。按照大唐有关人士的说法，中国在TD-SCDMA上的16项技术是核心专利，更多的3G专利把持在爱立信、诺基亚、高通、西门子的手中，大唐用的绝大多数TD-SCDMA专利在WCDMA和CDMA2000的竞争对手手中。而大唐却没有几项WCDMA和CDMA2000专利和对手谈判。因此，TD-SCDMA专利的交叉授权将面临一场不对称的谈判，我国即使摆平外围专利，也是代价不菲。

　　高通的态度也如同猫捉老鼠，一会儿说要多收，一会儿又说这个问题先不谈。高通的这种飘忽不定似乎在等待我国3G大规模上马，期待更有利的谈判机会，但在涉及长久利益的谈判中，双方都各有筹码。我国无论怎么上3G，恐怕首先要解决的仍是有关知识产权的谈判，不然，我国的标准仍将为别人“打工”。

　　幕后

　　国际标准邂逅中国力量
　
　　2005年年末，信息产业部多位高层在不同场合表态：“中国3G牌照发放的决策时机已到。”对此，业内人士作出的注解是，直接原因就是承载了中国希望的TD-SCDMA标准已经基本成熟。

　　从梦想到成熟，TD-SCDMA用了8年。

　　香山会议抉择

　　1998年1月，北京香山。原邮电部在这里召开了1998年度的“香山科学会议”，后来通信业内人士称其为香山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通信事业的决策者们提出了一个想法：中国能不能向国际电联提出一个自己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建议。

　　“当时作为中国通信产业主管部门的邮电部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是基于、第二代移动通信给我们带来的苦涩”，大唐集团董事长周寰说，“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通信大国，在、第二代移动通信领域，不管是在标准上，还是在技术设备上，都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在代，我国虽然做过一些研发，但没有知识产权，设备生产也没有形成产业。在第二代，GSM被广泛采用，但依然是‘拿来主义’。第三代移动通信，中国如果还和以前一样，将失去一次非常好的发展机遇。”而第三代移动通信仅在国内就具有超过万亿元的市场规模。

　　经过国内专家论证和完善，中国终于在1998年6月30日，也就是国际电联3G候选技术提交的截止日期内提交了有史以来个通信领域的候选技术，次提出自己的标准。原邮电部非常重视，在送交国际电联的标准稿上，原邮电部三位领导亲自签名认可。

　　攻关幕后

　　2000年5月，TD-SCDMA被ITU（国际电信联盟）正式接纳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三大主流标准之一。ITU实际收到的3G标准提案多达15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提案占绝大多数）。

　　TD-SCDMA作为由中国提出的标准之所以能够被采纳的原因，业内人士分析主要有三：一、技术上有特色，特别是具有频谱利用率高的优势；二、发达国家之间也充满了竞争和矛盾，例如为了推动欧洲统一标准WCDMA，西门子提出的TD-CDMA被牺牲掉，导致西门子耿耿于怀，后来转而支持中国的TD-SCDMA；三、关键的是中国政府的支持，而各国都因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而不愿得罪中国政府。当然，当时走在前面的电信技术大国们可能也没有把TD-SCDMA的威胁看得太认真。

　　而说起TD-SCDMA，除被尊称为TD-SCDMA之父的李世鹤外，不得不提的还有陈卫和他的SCDMA.因为TD-SCDMA标准的部分构思是基于当时SCDMA的技术基础。如TD-SCDMA中的关键技术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都来源于当时的SCDMA系统，而它们都是使TD-SCDMA有别于其他3G标准的关键技术。

　　在编写和制订中国3G标准的前期，SCDMA团队也是主要的力量，中国向ITU提交的个TD-SCDMA标准文本就是由李世鹤、陈卫和徐广涵讨论后，合作撰写的。

　　1994年，在位于奥斯汀的摩托罗拉公司半导体部工作的项目经理陈卫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徐广涵在不断的交谈讨论中，感到如果把新兴的无线通信技术与蓬勃成长的中国市场结合起来会大有前途，于是这两个搞通信技术的中国留学生开始设计一个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方案。为了开发这个系统，1995年两人自己掏腰包成立了一个高技术创业公司，取名Cwill，意思就是中国的无线接入系统。

　　而初在陈卫和徐广涵做的时候，只是想作一个兼容的CDMA方案，但后来同高通进行了多次谈判，因为对方苛刻的条件而大受刺激，“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把高通的专利读了一遍，深入研究之后，发现不论我们怎么走，都绕不开高通的专利，而且我们永远都是在跟随，在追赶，”陈卫说。，陈卫和徐广涵被迫放弃了高通的CDMA，转向研究自己的系统。没想到的是，这竟成就了中国3G标准TD-SCDMA.

　　1995年5月，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现任大唐集团董事长的周寰率国内7名通信专家到美国考察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状况，一眼看上了陈卫和他的SCDMA.1995年11月，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和Cwill合资成立了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李世鹤任董事长，陈卫任总经理，李世鹤在吸取SCDMA部分优点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的改造，制订出TD-SCDMA系统规范。

　　产业助力

　　2002年10月30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大唐、中兴、普天、华为、中国电子、南方高科、联想、华立等8家中国实力的科技企业老总每个人脖子上都围着TD-SCDMA大围巾，手拉手肩并肩站成一堵“墙”，发起成立TD-SCDMA联盟。

　　“产业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的3G标准不仅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支持，更重要的，它体现了该标准得到了中国产业界的整体响应。”TD-SCDMA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说，“从系统到终端的由国内企业广泛参与的TD-SCDMA产业链已见雏形。”这一事件，对于习惯于制造标准、引导产业发展的欧美利益集团，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

　　2003年8月，大唐移动与北电网络成立TD-SCDMA联合试验室，国际企业跨上了TD-SCDMA这条船。

　　与此同时，大唐移动也开始将TD-SCDMA系统标准授权给一些企业，使这些中国通信领域的旗帜性企业马不停蹄地投入到TD-SCDMA的集体阵营中来。到2006年1月10日，联盟的企业已经扩展到25家，同时，还有大量的国际、国内企业在争抢入围联盟的入场券。TD-SCDMA已经跨越幼年。

　　全景

　　中国标准战略艰难挺进

　　1月9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令中国“引以为豪”的“3G标准具备组网能力”的信息也被国家科技部门公布在“自主创新榜”上，中国标准的“春天”似乎提前到来。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政府在考虑企业的事，企业在考虑政府的事，两者是错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朱彤博士称，中国标准问题很复杂，脱离中国实际去谈标准问题是不现实的。

　　专家称，创新主体如果不能归位，中国标准就难以在市场中推广，盲目“与国际接轨”只会限制国内企业发展。而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高层则表示，中国要摆脱受制于国际标准的困局，“的办法是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艰难挺进的深层次原因

　　作为三大国际3G标准之一，TD-SCDMA为中国自有标准，中国正在为TD-SCDMA独立组网的事而忙碌。但从诞生到现在，大唐电信、西门子等企业为争取中国支持的这一标准而投入巨资，现在终于有了“盼头”。

　　中国的3G标准从推出到商业应用经历许多磨难。据了解，TD-SCDMA被国际电信联盟接受为3G的国际标准后，国家随后推出了一系列支持TD-SCDMA的政策措施，包括3G频谱规划中把主要频谱分配给TD-SCDMA，成立了相关企业参加的TD-SCDMA产业联盟等等。

　　“随着我国政府对自主标准支持力度的加强，某些外国政府和企业则开始担心我国支持TD-SCDMA的行动将损害其自身利益，开始设法干扰我国TD-SCDMA的发展。”朱彤称。专家称，中国在标准问题上受国外阻击的案例远不止TD-SCDMA一个，而EVD标准则是较有代表性。中国的企业在向DVD专利持有者交纳巨额的“学费”后，有国内企业终于主导推出了EVD标准，但这一标准同样受到另两种标准的阻挠。业内人士告知，中国标准通往世界的路途上荆棘遍布。从EVD到现在的TD-SCDMA，中国标准突围异常艰难。

　　这些只是表层问题。朱彤称，中国标准难以“挺进世界”的一个深层原因是“政企错位”。“面对别国标准的限制，中国企业要生存下去就需要进行标准、技术创新。但政府部门还没弄明白，是进行‘自主标准创新’还是在‘他人标准之下创新’。”朱彤说。政府在想企业的事，企业则在想政府的事。政府部门盲目“与国际接轨”，推出一些先进技术为标准，这会限制企业的发展。而企业总想推出自己的标准，并努力使之成为国家标准。

　　“两方面考虑的问题不一样，政府与企业如果不回归本位，中国标准就不会有什么效果。”朱彤称。

　　阻击中国标准

　　在中国标准受阻击的同时，国外标准却在向中国大举收取专利费用，并强迫国内企业接受他们制订出的“国际标准”。

　　“我们对标准的认识应该有一个前提，标准要让人采纳，首先应该是开放的，而且不要附加不合理的权利金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就中国标准问题发表意见时称，如果一些国际标准要收取权利金，我们就应该发展自己的标准。据了解，标准有“公共标准”和“私有标准”之分。“公共标准”主要是通过政府和专业委员会两种途径制定，并且标准的内容是公开免费使用的；而“私有标准”则由行业或企业制定，并向标准使用人收取权利金。

　　有专家认为，中国虽然一直很重视“公共标准”的制定工作，但是没有充分考虑标准的贸易和技术创新效应，在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据了解，国家有关部门早些时候在推出WAPI（无线局域网加密标准）时，原想使这一标准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导标准，不料在美国政府机构的强力反对下，这一标准被无限期延迟。

　　“我有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在谈到中国标准问题时说，美国政府机构的一些政客原先并没有注意到中国的标准问题，但在中国推出WAPI标准之后，他们对中国产生了警惕和不信任，进而反对中国标准，并设法阻击中国标准。”朱彤说，中国标准炮没打响，现在想推一些标准却又顾虑重重。

　　中国标准的市场攻略

　　对于中国标准存在的问题，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也已有所意识并在逐步改进。该委员会高层人士在公共场合发表谈话时称，中国标准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办法就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并不理想。

　　旅美学者张庆松博士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认为，中国标准本身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才有可能“走向世界”。张表示，中国应该先制定一些强制标准在境内施行，借此抵消外国企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国内产业发展创造标准环境。“制定国家标准的作用就是把标准权由外国企业手中交到中国企业手中，外国大企业，行业协会和企业联盟制定的标准规范就会不适应中国的行业环境。如此一来，外国企业享有的优势就会被抵消。”张庆松说，由于这种标准适用于中国境内，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外国企业和政府也无法指责。

　　张同时认为，国家相关机构制定“中国标准”使得中国的行业建立自己的独特体系，并不是和“新全球化”唱反调。“当中国制定标准战略后，一些外国企业为了保证自己不被中国巨大的市场抛弃，就会倾向于接受中国的标准。”张说，国外的企业为了能够在中国的巨大商机里面获得商业机会，必然会采用中国的标准。

　　分析人士称，除了政府方面的努力外，中国标准还需要国内产业联盟的更大推动。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有关人士告知，我国已推出“中国标准战略”，中国标准正在逐步被国际所接受，TD-SCDM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推广中国标准方面，国家有关部门还需要作一些战略调整。”朱彤说，要改变我国的标准发展环境，有关部门还需要在政策的理论基础、宣传的诉求点等方面作出调整。比如，在强调“国家利益”时，更需要抓住“市场”不放。企业不会因为某一标准是“国产标准”而特别垂青于这个标准，而是要看这个标准能否为企业带来多大市场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