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由北京市副市长范伯元带队的一个考察团出发了，他们将赴印度参加在班加罗尔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印度软件产业高峰会”。这个考察团共有40多名成员，他们是来自国家发改委、北京市发改委、科委、北京中关村软件园、软件促进中心等部门的官员和用友、北京博彦、信必尤、文思等15家软件外包企业的高层管理者。

　　这个考察团此行还将参加NASSCOM（印度国家软件与服务行业协会）“年会”。而早在他们出发前，NASCOM 的900家印度会员企业，已经通过中方企业在NASSCOM网站上发布的公司介绍和合作方向(包括行业领域或技术)了解了这些企业，等候他们感兴趣的合作伙伴前来进行一对一的会谈。

　　这显然不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游学”，记者了解到，这次由政府出面组织国内软件外包企业深入印度软件外包业腹地，是为发改委2006年4月组织国内软件外包企业赴美招商做准备。

　　一位参加此次印度“游学”的国内软件外包企业总经理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的软件外包企业大多从微软和IBM等企业获得订单，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大多对欧美市场的文化、商业规则以及用户的心理状况不了解。”此次考察有价值的就是拜访印度企业。他认为，缺乏直接和美国用户沟通的能力的问题不在企业，而在企业管理者。“如果CEO能弄清印度企业如何成功获得欧美客户，企业的目标也就清楚了。”

　　据了解，印度软件外包企业对中国企业的来访十分欢迎，人才短缺和亚洲市场开拓问题使得印度企业十分看重中国企业集体来访带来的商机和合作机会。发改委中印合作办公室观察员许民表示，和国家发改委2004年次组织代表团赴印度考察软件外包产业是为寻找合资合作企业不同。“此次双方企业将有实质的接触，了解彼此的需求，发改委希望这种交流今后能每年开展并延续下去。”

　　中印双方软件产业的合作源于发改委“发展软件产业规模，必须培养有代表性的企业”的战略目标。

　　有数据显示，我国软件企业平均利润率是5％，而邻国印度则是27％；中国的软件企业数量超过10000家，前十大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却不到40％，印度前十名的软件企业的市值则超过了中国前100家软件企业市值的总和，相比印度企业软件每年40％左右的增长率，中国的软件企业差距巨大。

　　2004年初，国家发改委将开展软件外包业务作为缩短中国软件产业差距的切入点。微软根据当时“帮助中国政府发展软件外包业务”的协议内容，将五家印度软件外包合作伙伴介绍给发改委，2004年底，“中印项目合作办公室”的成立拉开了中印软件产业合作的序幕。2005年2月26日，中印首届软件峰会在北京召开。经过与TCS、Infosys、Satyam和Wipro等印度四大巨头“白热化”谈判，6月30日，发改委终确定与印度企业TCS合作，共同在国内建立规模达到5000人以上的超大型软件合资企业。由于这个合作项目在印度软件业造成的巨大影响，2005年9月22日，新当选的NASSCOM董事会主席S. Ramadorai带领26位印度软件企业老总和跨国公司CEO集体访华，中印双方在北京召开了“中印软件高层圆桌会议”。

　　印度承接了全球市场约43%的软件外包业务，且以欧美市场为主，软件出口规模是中国的6.5倍，通过与印度软件企业合作，不但获得了软件外包项目的管理经验，也打开了中国企业认识欧美市场的窗口。原中印合作办公室首席谈判代表曲玲年表示：“与印度合作的目的终是与欧美市场的合作。印度不是我们长远的合作伙伴，而是通过向印度学习，并以此为跳板，终实现进入欧美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目标。”他还表示：“借鉴印度企业进入欧美市场的成功经验，将改变中国软件外包业务60％来自日本市场的局面。”

　　自2005年4月之后，随着国内软件外包企业和市场的逐渐成熟，美国多家风险投资商开始关注中国的软件外包产业，文思、博彦等北京软件外包企业都已获得风险投资。同时，印度软件产业人才储备已不能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中国正成为新兴的软件外包基地。正是面对这样的机遇，发改委、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等有关部门提出了2006年将“正式开拓美国市场”的软件外包“欧美战略”。

　　目前，北京、大连、上海、西安、深圳等地都力争成为“中国软件外包基地”，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整体形象不突出、市场推广不足的问题也正在显现。此番国内企业“游学”印度，能否借中印合作的道路，真正推动国内软件外包企业全面进入欧美市场，改变未来10年或20年之后的中印软件产业的战略格局，仍有待产业的竞争者们给出答案。